青年选择了哪里，哪里就是未来创新的发生地。
他叫施学理，1996年23岁的他从菲律宾马尼拉来到上海，将上好佳的品牌深植在中国大地上。
他叫朴祥赫，2018年他带着空气过滤技术，只身一人从韩国来到深圳，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便将自己的创业想法变为现实，并被韩国政府评为韩国创业团队海外孵化的第一名。
他叫加藤勇树，是一家香港公司的企业顾问，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日本媒体的撰稿人，以一个外国年轻人的视角，把中国的最新科技、社会情况介绍给日本。
如今，更多的“他们”汇聚在广州，11月27日，2021亚洲青年领袖论坛在广州市南沙区召开，本届论坛以“致力开放创新，聚合青年力量，共建亚洲新未来”为主题。300余位亚洲各国青年嘉宾齐聚广州，用他们的故事为古老的亚洲文明涂抹上新的色彩，为共建亚洲新未来注入更多的青春动力。
正是这些熙来攘往的青年俊杰，让广州这个“千年商都”经久不衰，成为亚洲文明交流合作史上最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回顾历史，亚洲文明悠久，文明交流互鉴源远流长；展望未来，一个团结、发展、繁荣的亚洲，将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攀登更高山峰的基石。
风雨同舟
亚洲的青年从古老文明中走来，致敬祖先的智慧与创造，在新时代的召唤下，携手开创属于亚细亚的未来。
上好佳集团于1966年创立于菲律宾马尼拉，经营贸易业务，1974年推出第一代干脆小食。1993年，集团董事长、菲律宾华商施恭旗在上海设立工厂，上好佳也成为较早投资中国的侨资企业之一。
在2021亚洲青年领袖论坛上，施学理分享着施家两代人在中国的创业故事：“在1993年，建立中国业务之前，我父亲就开始频繁访问中国，早就期待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中国市场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快和更新快。新技术、新渠道、新模式不断涌现，中国无疑处于创新前沿。”施学理表示。进入中国也是上好佳能够走向世界的关键，比如，第一届进博会上，上好佳在36平方米的展台接待了由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带队的政府代表团，并成功敲定了在这个中亚国家的投资项目。“同样，‘一带一路’倡议也使我们能够着眼于更遥远或陌生的市场，比如南非和孟加拉国，否则我们不会轻易发现这些机会。”
实际上，中国这片沃土上滋养了很多像上好佳这样风雨同舟的亚洲交往合作故事。
在论坛上，卡塔尔皇室成员、著名艺术家娜迪雅通过视频方式分享道，我曾有幸三次到访中国，并在中国举办艺术展。促进卡塔尔与中国的双边合作，是两国所有艺术家的使命。文化和艺术是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作为推动亚洲视觉艺术发展的一份子，我们应当用这种包容性语言来发展我们的国家及加强共性。
娜迪雅说，青年是亚洲发展的最强推动力，青年发展的速度就是亚洲发展的速度。亚洲青年艺术家的独特表达，丰富了艺术创新形式，也推动了艺术的发展。青年更容易结下友谊，而这些友谊日后会成长为连接亚洲各国的桥梁。这就是青年和艺术的力量。
集聚势能
如果说商贸、艺术是文化交流的语言和载体，那么创新创业则为亚洲青年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集聚势能。
在中国创新创业的舞台上，初创者的身影随处可见。
在广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加速器B2栋的黑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内，《环球》杂志记者看到一排排3D打印设备正在忙碌地生产着义齿，“牙科医生做出治疗方案之后，3D打印机会根据仪扫描结果，通过软件自行设计然后生产。一到两个小时之后，一副根据患者口腔特点定制的牙齿，就可以戴到患者的口腔中。”黑格科技联合创始人武随平介绍。
在“双创”之风从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吹来之后不久，武随平便和几个90后小伙伴回国创业。从起初用1000万元融资中超过1/3的资金进口3台德国产3D打印设备，到实现完全自主研发，逐年升级，直至第五代设备下线，黑格的全球市场份额已超过了那家以高昂价格和售后服务费为黑格供货的德国企业。此前，黑格科技被胡润中国评为2020中国猎豹企业。在“2021年中国（天津）高成长企业发布会”上，黑格智造作为全球顶尖的3D打印公司入选“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单。
当被问到为何选择广州作为创业的首选地时，武随平说，“广州政府部门的门挺好进，我们只是谈谈自己的问题和想法，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推动。”得益于此，仅在广州南沙就生长出云从科技、小马智行、暗物智能、健齿生物等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头羊”。
此外，越来越多的海外初创团队瞄准了中国这片创业的热土。朴祥赫便是其中之一。
在来中国创业之前，朴祥赫接触过一些韩国国内的孵化器，“韩国的很多孵化器都是政府提供的，会给予我们一些资金支持，而中国的孵化器不仅可以给创业者链接一些投资者，更重要是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从创业到产品走向市场，全产业链的帮助。”2018年，通过韩国创新机构介绍，朴祥赫带着他的婴儿车空气净化产品进驻到大湾区大公坊国际加速器，大公坊应用硬件供应链体系，解决了其在品牌设计，工业设计，软件设计，硬件设计，样板制作，模具制作，SMT，批量生产等供应链问题，帮助其快速产业化、品牌化，如今其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朴祥赫给《环球》杂志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其婴儿车空气净化器为例，在中国生产成本只要420元人民币，而在韩国的制造成本则至少翻一倍。时间上来看，在韩国国内一个产品从创意到走向市场至少要用上一年的时间，而在中国朴祥赫仅用了半年的时间。
“就像硅谷是世界上最好的软件创新基地，广东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硬件创新基地。”大公坊iMakerbase CEO 丁春发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根据其粗略测算，首尔新硬件创业成本是深圳的3到5倍，硅谷是深圳的5到8倍，而慕尼黑是深圳的5到10倍。
国际知名孵化中心创始人Cyril Ebersweiler在将总部从硅谷搬到深圳时说：“这里能够让我们在1公里之内找到任何想要的原材料，这是美国、欧洲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正是这样快速反应的供应链体系，为科技创新企业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除了成本优势，韩国一些初创团队还表示，由于韩国的市场被一些龙头企业牢牢把控，上下游的生产配套企业也都掌握在这些大企业手中，因此它们的很多创新想法和理念，很难找到生产企业帮它们去实践和验证，但在中国，写在餐巾纸上的一个设想，可能几天后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零部件，数周后就能进入到大量生产。
同样，在日本，一款新产品从研发到推向市场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而且成本很高。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在中国，大量的方案公司、独立设计工作室（IDH）起到了上游IC原厂与下游整机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它们有着庞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从产品设计到供应链协调，再到产品的融资与分销都可以一起完成。这样即便创业者自身不拥有工厂或设计、研发部门，但只要有想法，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成品推向市场。这些方案公司或独立设计工作室的存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产品研发和试制的效率，它们可以快速地给用户提供合适的生产方案，省去了日本企业研发过程中繁琐的程序。”
“韩国企业不仅是需要中国的市场，更需要的是中国特别是深圳这种创新平台，创新环境和条件。我们期待疫情之后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和中国创新平台的合作。”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广州韩国贸易馆馆长黄在元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
连接纽带
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写就的创新故事，不仅成就了亚洲经济腾飞的奇迹，也在经济交往中将亚洲文明串联在了一起。
创业之前，朴祥赫所在的企业与现代有业务往来，每年会到中国一两次，不过那时候他只去过北京和盐城。创业之后他每两个月就要来中国一次，谈到对中国最深的印象，朴祥赫说，“感觉年轻人很多，让城市充满活力。”
2020年暴发的全球疫情打乱了朴祥赫来中国的步伐，但他的创业项目并未因此中断，“目前我们正在推进智能体重秤项目，受疫情影响研发设计只能在韩国完成，在中国试制之后，计划明年年初推向市场。”
2018年，朴祥赫的项目韩国政府评为韩国创业团队海外孵化的第一名之后，也带动着其他人对中国的好奇。“我问过身边的一些韩国朋友，他们对于到中国创业很感兴趣，特别是我这样的硬件创业者，但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和家庭因素的考虑，很多人的创业计划未能成行，疫情过后应该会有很多人。”朴祥赫说。
多年来，施学理也在积极推动菲律宾与中国民心相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通过上好佳的牵线搭桥，促成了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多个友好省份的缔结。施学理表示，现在中国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年轻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计划到中国学习和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菲律宾民众了解并喜欢上中国，愿菲中能长久友好。”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疫情起伏反复，为亚洲、世界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在这个重要时刻，青年作为社会上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如何进一步加强彼此的交流合作，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是当今世界一个重要课题。”全国人大代表、澳门青创国际集团董事长、澳门安世集团董事长何敬麟说。
何敬麟认为，在参与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青年应多思考如何用好用足国家赋予澳门的功能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助力澳门充分发挥国际桥梁作用，通过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成就，讲好中国故事。
除此之外，教育交流与合作也是推动亚洲人文交流的中流砥柱。
无论是创业者还是留学生，他们在中国的热土上挥洒着青春的故事，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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